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作者：何虎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形成于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场域，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质，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新飞跃，表明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民族性，是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注入强大精神力量的认知前提，也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回答世界文化之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逻辑必然。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中华文脉、铸就鲜明民族性

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印迹，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最为深厚、持久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积淀，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精准概括中华文明的特性，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促进民族进步和社会凝聚等功能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这种对中华文化精髓的深度挖掘与现代弘扬，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民族性的核心体现，展现出深远的历史责任意识，具有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

1.广览文明宏图，凝练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塑造于这个民族人民的劳动实践，同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紧密交织。人类不同文明孕育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符号，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个具有深邃文化内涵的文明，其人民往往拥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其文化往往呈现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其文明传统能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不断发掘而赓续绵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支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于确凿的考古发现，突破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传统判断框架（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规律的中国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有力地支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推动中华文明研究向纵深发展。

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上就存在多个文化系统，“和而不同”“交而遂通”“多元一体”。“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在这一坚定信念的缀合下，中华文明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犹如明珠串联，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不仅高度总结了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民族性特征，事实上也指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民族性特征大本大源之所在。

中华文明的民族性特征并非仅仅源于某一特定族群或区域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下共同塑造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他文明难以比拟或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为巩固中华文明的民族性特质奠定了基础，为传承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场域。另一方面，这种在历史长河中汇铸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吸纳、转化外来的文化元素准备了包容开放的思想基础，映射出中华民族卓越的文化融合与创新能力，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通过对内源性和外源性文化的双重涵化，构建起一个既根植于传统又面向世界的民族文化生态，不断焕发出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现代力量。

2.贯通价值脉络，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是中华民族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物质生活条件的精神反映和观念表达的结果，又是社会个体自觉地把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转变为自身的内心信仰与信念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并将其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结合，承继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资源发挥着“文化根脉”的滋养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资源视为培育和内化当代价值观的历史根基，强调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文化认同带来的价值观共鸣，在历史演进中历久弥新，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奋勇拼搏和永续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涵摄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身份的认同，为民族气节、集体性格、精神内核、道德操守及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精神特质提供了滋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对传统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当代超越，其科学性本质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的精神特质，不但为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而且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得了价值源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重要论述从和合观与和谐观、民本观与人本观、知行观与实践观等视角出发，充分发挥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桥梁作用，将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史实践与近代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谋复兴的社会实践相融通，开辟了中华民族价值观发展的当代道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本质的特殊范畴，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念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源性价值的现实转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与民族精神的当代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根脉、民族品格纽带，也是民族性基因的核心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精神诉求的有机统一，更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发挥着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地位已超越了工具性层面，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时代文明的价值链条，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互通互融。

3.秉持革新取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为现代中国发展注入充沛的精神动能，根源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和静止的现象，而是一种积极介入民族发展历程的活跃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功用，而且提出了“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的核心策略，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坚定追求，承袭了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和发展趋向。随着时代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被重新诠释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革故鼎新、崇尚创造的革新取向，赋予了中华文明韧性与活力，使其历经沧桑变迁仍能保持连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系统中独具魅力的存在。追求变革、追求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塑造民族身份认同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求发展与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坚定追求，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使命与担当。中华文化的活力不仅体现在其不断地赓续传承上，更体现在其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独特效能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秉持中华民族自我革新、自主复兴的文化道路，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时代新问题，“创造性转化”通过运用先进的文化载体和技术手段，深入挖掘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迎接新时代新挑战，“创新性发展”探索和开发全新的文化形式与表达途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着契合当代精神内核的文化景观转化与升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追求，构建了传统文化底蕴、民族精神内核以及现代化建设目标三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动态平衡体系，有效克服了单一维度推进的局限性，为实现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开辟了一条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民族精神的命脉；同时指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精神不仅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灯塔，也是驱动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之源，不断激励着全体中华儿女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实践；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一进程也将反哺传统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两创”实践不仅为中国自身的持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复杂挑战具有的独特优势。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党的文化思想民族性的飞跃发展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塑造了以中国话语阐释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与方针政策，熔铸了薪火相传、与时偕行的民族文化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审慎研判、对中华文化赓续传承规律的认识把握，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好适应党和国家文化建设新要求、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新内涵，成为党的文化思想引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创新之作。

1.承载历史积淀，延续深化党的文化思想民族性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相伴相生，与中华文化廓清迷思、迎接挑战进而重塑辉煌的迭代进路相辅相成，与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意识提升相得益彰。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酝酿中初步形成。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结成的“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以复兴中华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首要目标。理论上，毛泽东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剔除古代文化封建糟粕并吸收其民主精华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实践中，毛泽东集中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如何服务”等问题，指引构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他所提倡发展的符合中国人民世界观、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鲜明特征，提供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的薪火相承之源。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中逐渐凸显。新中国成立后，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建设的主线。面对社会性质更迭、民族文化转型的现实要求，毛泽东认识到“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强调，借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警惕因民族虚无主义而堕入嫁接异化乃至全盘西化的陷阱。毛泽东对文化发展的古今之辩、中西之辩以及内容与形式之辩作出的科学回答，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化长久辉煌的民族性根基。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扬中愈发鲜明。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如何在文化建设领域“练好内功”“站稳脚跟”成为全新挑战。邓小平强调，“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需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胡锦涛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在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的接续探索，既基于传统又超越了原有的文化视域，体现了民族特性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凝练创造而更加深邃厚重。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逻辑，从“来源于”“熔铸于”“植根于”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本质联系，与“两个结合”交相辉映。“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互进的生动诠释。“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是从文化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文化为引领，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绘制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使中华民族以高昂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坚持“两个结合”，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凭借其卓著的理论贡献，实现了党对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认识向“两个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不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输送理论养料，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崭新机遇。

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自形成之初便内在地具备并鲜明地展现了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理论特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地提出“两个结合”，构建起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逻辑路径。理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之正，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底和时代价值，将中国具体实际作为二者同频共振的支点，系统阐明“两个结合”的契合样态和运动逻辑。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建设作为贯穿新时代各项建设的理论根基和精神纽带，“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标示着党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自觉性和行动力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科学体系和丰富意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第二个结合”逻辑链条的起点，经习近平文化思想阐发，在实现自身理论更高层次复归的同时，开辟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互动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指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一体两翼耦合互动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则以“两个结合”，在肯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基础上，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提出崭新要求、输送丰厚滋养。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塑造的崭新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地开辟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明的民族性与包容性、独立性与开放性并存，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引发中华文明深刻变革并实现自我创新的互相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只有永流不息，才能持续灌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花”。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两个结合”塑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党筚路蓝缕的伟大奋斗历程为实践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坐标，闪耀真理性光辉、昭彰民族性光芒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对内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外密切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厚积了文化底蕴、铸就了精神支柱。

3.推进理论创新，标示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以其崇高站位、历史担当、深邃思想和丰富意涵，科学准确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演进规律，更在系统总结党守护好、建设好文化这一民族根脉、人民心脉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以高度文化自信继续深化着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站在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世界观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以新时代文化建设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规律。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时而生，是对物质文明为锻造精神文明奠立物质载体、精神文明为升华物质文明铸牢精神支撑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有力确证。文化回馈、精神反哺不仅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应有之义，也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根基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中华大地鳞次栉比的物质高楼，又要有中华民族巍然耸立的精神大厦。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同向发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诠释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形象。

站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论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文化建设规律。“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唯物辩证法贯彻于党的实际工作的体现，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呈现出的高度统一性前后相因、彼此贯通。文化建设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关键工作，“由党领导”是一以贯之的准则，“党如何领导”是必须探索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更道出了“为人民创作”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良性互促。

站在历史与现实相观照的认识论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以高度文化自信在守正创新、交流互鉴中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的文化建设规律。在指引如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理论实践原则和宝贵历史经验，“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品质，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属性，“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论认识创新运用于文化建设，在交流互鉴中探赜“人类知识的总和”，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础上秉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建设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进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昭示自信自立和独立自主的使命担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必须在文化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构建文化强国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宏大工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层次清晰地指出了当下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向，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1.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发展繁荣引领民族复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还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悠久且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过程中得以赓续，在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焕发新生，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同时，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又是未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当今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他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民族全方位、多领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愿。文化兴盛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文化固本铸魂为基础、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前提、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引领。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并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的连续性成为今天全体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价值基石。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与现代转型中表现出的高度向心力与凝聚力，植根于中华民族所积淀的深厚文化传统与精神内核。这种文化与精神，不仅塑造了民族认同的核心体系，更作为社会团结的精神纽带，内在地构筑并强化了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这种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自强不息而形成的文化自信，是我们“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我们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的关键精神引领。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精神根基，进而给予了我们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族文化复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便难以赓续中华文脉，更遑论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中华文脉，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2.巩固文化主体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民族或群体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一种状态，包括文化认同凝结而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并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对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在文化向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的根基深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让中华民族从文化意义上坚定自信、找到自我、坚守自我和发展自我的过程。巩固文化主体性，引领各族群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民族文化认同实践的时代总结。只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而达成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在文化向度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关键属性。文化主体性贯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在各族人民创造、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进程中铸造而成的，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立场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若人民群众缺乏历史主动精神，那么也就无法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巩固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精神，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为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充沛的力量。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并与中国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在本质上相一致。这种一致性深深植根于共同的历史脉络、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丰富的社会实践之中，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磨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主体姿态及清晰的发展脉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自信源于自主，自主促进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不懈追求，深刻体现了自信与自主的辩证统一，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维系持久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是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3.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强盛，不仅是经济的强盛，还是文化的兴盛。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视角出发，提出了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中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磅礴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脉络，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备的鲜明特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民族观念之中。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思想，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形成直观对比。

建设文化强国作为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以文化自信为基础、以文化发展繁荣为目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领域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设文化强国，需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为立足点，尤其是要从由中华文明所滋养、与中国实际相符合、最终为中国人民所选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越是物质充裕，越需要精神昂扬。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的积累，更致力于精神文明的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标志着我们党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不仅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继承，也展现了面向未来的开放与创新。它强调在坚守民族文化根本立场的同时，构建出一个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又能与世界其他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体系，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上，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蕴。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文明意蕴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日益成为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观照古今中外、把握“两个大局”，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又对世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提出了中国方案，展现出中华民族强烈的天下情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1.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应人类文明共同挑战

近代以来，迅速崛起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自身唯一先进、唯一优越、唯一文明，将自身视为全人类文明的模板，形成了迷信“文明优越”，炮制“文明隔阂”，鼓噪“文明冲突”的文化霸权主义。随着世纪变局加速演进，这些国家转而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他们所划分的“异质文明”进行渗透打压，导致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使得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社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全球性共同挑战。

应对人类文明共同挑战，离不开文化文明力量，特别是离不开共同价值指引。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的文学”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指出这种“世界的文学”实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结果。所谓“普世价值”也是如此，其“普世性”不过是将狭隘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包装为普遍价值观的结果，绝不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这就决定了中华文明反对文化霸权、反对阵营对抗、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使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探索真正为各文明所认同接受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合、向往大同的思想智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批判地反思了文化霸权主义者试图将其价值观普遍化的企图，并提出了一种更为动态、平等的价值建构方式，能够适应不同国家间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并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价值导向“最大公约数”。

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以包容性视角深入解析多元文明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尊重各文化主体对核心价值的独特诠释，摒弃单一价值观的强制输出，同时坚决反对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对抗性思维模式。反对“文明冲突”，提倡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为以和睦和谐超越文明对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2023年3月，中国正式发起“全球文明倡议”，直面“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着力回应和破解当前世界文化交流合作困境。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以实际行动为落实倡议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这一倡议，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以平等文明观超越霸权文明观，追求全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各国发展需要，开辟了一条异于“文明冲突”的发展道路，已经成功走向世界，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协力破解时代难题、实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指引，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对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2.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产生于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吹打侵袭中艰难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之中，实质上是如何处理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文明传承和创新的路径问题。近代以来，诸多文明在探索各自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努力中，因其同中华文明相似的历史遭遇，相应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实现好文明传承和创新，不仅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华文明，以其“胄衍祀绵，岳峨河浩”的连续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成为人类文明传承创新的杰出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解决人类问题的重要价值，充实了文明传承的底气和文明创新的胆气。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坚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主张以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大度地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出一批熔今铸古、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指明了中华文明增强文明发展活力的重要路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根本遵循，同时也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希望在世纪变局中赓续文明脉络、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更新文明形态、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就必须承认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都有传承创新的权利和价值，必须充分尊重、倍加珍惜一切文明成果，必须主动树立、自觉培养兼收并蓄精神，必须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坚定意志，以及推动各民族文明传承创新的真诚愿望、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天下担当，印证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3.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华文明曾经以“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然而，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一系列空前劫难后，一度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与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党和国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积极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投身于文明交流、互学互鉴，确保中华文明能在世界舞台上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价值与魅力。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话语和叙事具有历史性。西方国家将其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并迅速扩张，造成了近代以来国际话语和叙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严重不平等关系。面对这一挑战，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融通中外、开放包容、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话语和叙事，超越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中形成的所谓“普世”的西方话语和叙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能够“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且能够为“全球南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平等包容的全新话语和叙事平台，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当前国际舆论场上，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过去单纯期望以中国成就吸引世界主动了解的传播思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的文化竞争形势。必须扭转旧的传播观念，以准确真实的信息突破文化霸权主义者营造的信息茧房和舆论铁幕，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主动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决策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内宣外宣体制，以更集中的资源力量，更密切的协同配合，更高水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有效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鑫